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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大千毁坏敦煌壁画之谜

时间:2014-10-16     【转载】

上世纪40年代,张大千率众弟子远赴敦煌,临摹敦煌壁画。正在张大千声誉日隆、人气极高之际,传出了他在敦煌破坏壁画的消息。张大千在敦煌究竟有没有毁画?如果有毁画之举,又是为何?


  1941年3月,张大千率领弟子与家人离开成都,远赴敦煌,埋首艺术。在此之前,他对老友熊佛西说:“去敦煌,要安营扎寨住下来。搞不出名堂,不看回头路。”这一去,到1943年11月才重返成都。在敦煌期间,张大千整理文物,为洞窟编号,临摹壁画276幅,这一切,均是在物质条件极端艰苦的情况下完成的。敦煌之行,开拓了张大千的眼界,对他的画艺长进帮助甚大,其绘画风格的变化,就是从敦煌之行后开始的。


  张大千离开敦煌后,曾在兰州举办过一次画展,反响极大。年底回到成都,又于正月初一,借提督街一家银行大楼举办“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”,被誉为艺术盛事。此间,他还出版了《大风堂临摹敦煌壁画第一集》,扩大了敦煌艺术的影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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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3年的榆林窟(罗寄梅摄),图中人物为张大千先生


  许多人是通过张大千的画作才认识敦煌壁画的,并为这沙漠中宁静却跃动的美而感叹。陈寅恪高度评价张大千的敦煌之行:“敦煌学,今日文化学术研究之主流也。大千先生临摹北朝、唐、五代之壁画,介绍于世人,使得以窥见此国宝之一斑,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。何况其天才特具,虽是临摹之本,兼有创造之功,实能在吾民族艺术上,另辟一新境界。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,更无论矣。”

  张大千声誉日隆、人气极高之际,传出了他在敦煌破坏壁画的消息,致使他的敦煌之行毁誉参半。张大千在敦煌究竟有没有毁画呢?如果有毁画之举,那他为何要干如此这般的蠢事呢?对此,有以下几种解说:


第一、张大千为觅画而毁画


  张大千率弟子们在第20号窟临摹,注意力集中在一幅五代壁画上,目光偶然落到右下角,看见早已剥落的一小块壁画下面,内层隐隐约约有颜色和线条,他认为画的下面还有画。当天晚上,张大千到上寺请教老喇嘛,老喇嘛说:“我幼年进庙时,老法师带我去看壁画,曾经对我说,莫高窟到处是宝,画下有画,宝中有宝。”


  张大千和弟子们商量后,决定打掉外层,寻找里面的艺术珍品。他把外层的五代壁画临摹下来,然后剥落外层,下面果然是一幅色彩艳丽、行笔敦厚的盛唐壁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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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大千陪于右任观赏壁画时,随行人员不慎毁画


  重庆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和高一涵在西北视察时,绕道敦煌,与张大千共度中秋。于右任的随员、敦煌当地人窦景椿在《张大千先生与敦煌》一文中忆述道:


  我随于右老由兰州前往敦煌,及驻军师长马呈祥等人。记得参观到一个洞内,墙上有两面壁画,与墙壁底层的泥土分离,表面被火焰熏得黑沉沉的,并有挖损破坏的痕迹……从上面坏壁的缝隙中,隐约可见画像的衣履,似为唐代供养人像,大千先生向右老解释,右老点头称赞说:“噢,这很名贵。”但并未表示一定要拉开坏壁一睹。当时县府随行人员,为使大家尽可能看到底层画像的究竟,手拉着上层张开欲裂的坏壁,不慎用力过猛,撕碎脱落,实则因年久腐蚀之故。


第二、张大千指使马呈祥的士兵打掉外层壁画


  壁画毁坏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陪都重庆,国民政府行政院立即发电报给敦煌县长要求查明情况,并“转告张大千君,对于壁画,毋稍污损,免兹误会”。张大千在结束临摹途经兰州时,曾遭到国民党军事检查站的检查。5年后,张又被甘肃省参议会的郭某等人以盗宝及破坏壁画为名控告,但没有查到真凭实据。窦景椿在文章中为张大千辩护道因:

  适有外来游客,欲求大千之画未得,遂向兰州某报通讯,指称张大千有任意剥落壁画、挖掘古物之嫌,一时人言啧啧,是非莫辨。


  对于敦煌壁画被毁,张大千是否应该承担责任?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?一种看法认为:张大千为一己之私,漠视珍贵的古文物,他的行为从客观上讲,是对敦煌艺术的破坏。另一种看法认为,不论张大千是否破坏壁画,我们首先要搞清敦煌这两幅壁画是否应该被打掉。


  敦煌石窟的墙壁,是由戈壁滩的石子堆砌成的,在壁上画画,先要在石墙表面涂上泥巴、石灰,铺成墙壁。敦煌壁画,由北魏到宋,历代前来求神祝福者甚多,前人在墙壁表层画满了,后人在墙上再铺一层泥巴、石灰,继续画,经历若干朝代,而今敦煌的墙厚厚的,形成了好几层壁画。1981年《旅游天府》第2期发表了石湍的《张大千并未破坏敦煌壁画》一文,作者自称在敦煌莫高窟工作10多年,据他亲眼所见,张大千不仅没破坏过敦煌壁画,相反对恢复和整理敦煌壁画艺术作了不容否认的贡献。


  著名的书画鉴定家谢稚柳在接受记者访问时,也提到这件事。他说:我到敦煌之前,这两幅壁画的外层已经给张大千打掉了,所以我并没有亲眼看见打掉的过程,……要是你当时在敦煌,你也会同意打掉的,既然外层已经剥落,无貌可辨,又肯定内里还有壁画,为什么不把外层去掉来揭发内里的菁华呢?


  谢稚柳从唐代郡县设置情况及“墨离军”((唐代一大军镇)等资料判断“此窟当始于天宝五载(公元746年)后,成于十四载(公元755年)前”。谢稚柳在回答记者时说:“这幅壁画对考据唐代艺术帮助很大。”谢稚柳的话是有权威性的。


  张大千并不避讳此事,在《临摹敦煌画展览目次》中也曾叙述此事:莫高窟重遭兵火,宋壁残缺,甬道两旁壁画几不可辨认。剥落处,见内层隐约尚有画,因破败壁,遂复旧观,画虽已残损,而敷彩行笔,精英未失,因知为盛唐名手也。东壁左,宋画残缺处,内层有唐咸通七载(公元866年)题字,尤是第二层壁画,兼可知自唐咸通至宋,已两次重修矣。


  显然,张大千认为果断地“破壁”,对研究敦煌壁画艺术史的断代问题有所贡献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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